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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王路】论哲学概念的可译与不可译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8年8月在中国召开,主题“学以成人”,英文“learningtobehuman”。据说一开始起名“学做人”,后来觉得哲学性不强,就改成现在的说法。无论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多么有趣,不管“学以成人”是不是就有哲学性,如何比“学做人”更有哲学性,字面上至少涉及两种语言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中文主题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中文主题的意思是不是一样?这个英文主题是什么意思?中英文是不是对应?借着世界哲学大会的热度和这个主题所涉及的语言翻译,我想谈一谈有关哲学概念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众所周知,大量西方哲学着作已经被翻译为汉语,许多中国哲学经典也被译为西方语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哲学是可译的。但是哲学研究常常会涉及对一些概念的理解,相关讨论会涉及它们的翻译。有时候人们会认为,一些概念很难翻译,甚至无法翻译。即使翻译了,人们也不满意,总认为译文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思,或者表达得不尽如人意。比如西方哲学中的being1,中国哲学中的“道”。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翻译的结果是使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出来,这是翻译的基本方式和实质。因此,谈论语言的可译或不可译,包括谈论某一个词或概念的可译或不可译,都可以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以前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也涉及这个问题,比如我认为being这个词是可译的,但是主要讨论对它的理解和翻译,并没有就可译或不可译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探讨。现在我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哲学、文学与科学

在讨论之前我想假定一个前提:我们所考虑的语言是自足的,它们有自身的特点,但是没有表达的问题。比如英文是语法语言,即有语法变格和变形,而汉语不是语法语言,没有这些东西。英语通过语法变形或变格所表现的一些东西,在汉语中无法通过相应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比如“hasbeen”是“is”的现在完成时,可以翻译为比如“一直是”。我认为,语言特点的不同并不是缺陷,不影响语言的表达能力。汉语和英德等主要西方语言都是自足的,它们是能够互译的。人们可以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可以认为并论证汉语或某一种西方语言不是自足的。但是我不考虑这一点,因而我不讨论汉语及其所翻译的语言各自有什么特性,这些特性是不是影响到语言相互之间的转换,甚至导致不能转换。我在语言自足的前提下讨论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这样的讨论才会有普遍性,所得结论才会富有启示。

一个事实是,科学是可译的。另一个事实是,文学是可译的。对这两个事实,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2。科学没有翻译的问题,因为科学的概念是明确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些概念是新出的,是以前没有的,但是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明确它,使它成为通用的概念,因而使表达它们的名称获得普遍的理解和使用。文学可以翻译,因为文学通过描述人物、场景、事件来表达思想。这些描述主要是经验的,因而可以通过亲身经验和认识、通过移情来体会和把握文学所描述的东西,再通过语言转换把它们呈现出来。科学和文学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以上不是定义,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明,目的仅仅在于满足下面我们关于哲学的讨论。

哲学不是文学,它不是通过对人物、场景、事件的刻画来表达,而是通过概念来表达思想,因此在翻译中对概念的表达和把握就非常重要。“Tobeornottobe”是莎士比亚的名言。有人认为,“是还是不是”与“生存还是毁灭”,这两个翻译的优劣一目了然[1]298~299。前一个翻译确实不如朱生豪先生的译文那样夺人心魄,文字上也不是那样栩栩生辉。但是字面上看,英文确实仅仅表达了两种选择:是这样,还是那样3。只不过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选择,可以归结为生与死。后一种翻译无疑加入了译者的理解,但是两种不同选择最终呈现出来,同时也发挥了文学修辞的魅力。这里,我不想讨论是不是将“tobe”译为“是”就不能翻译出莎士比亚的意思,是不是就表现不出文学表达的美。我仅想指出,哲学讨论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概念表达进行的:以命名的方式使思考的东西对象化或概念化,再以概念的方式来论述它。在这种情况下,将being作为对象来谈论与在表达中按照通常方式使用了being这个词,乃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哲学翻译绝不会像文学翻译那样简单,不是符合上下文的意思,使人物的刻画或事件的发展顺理成章就可以的4。在我看来,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是不同的,不必比较。

哲学是不是科学,这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罗素说哲学是处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东西。这是一个比喻,并不十分清楚。它似乎既要说明哲学与科学不同,又想说明哲学与科学有某种关系,否则在讨论哲学的时候没有必要拿科学来说事。我认为哲学是科学。人们之所以认为哲学不是科学,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我认为这样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太直观了,缺乏深入的思考。科学这个词的英文是science,它的拉丁文词根scio的意思是认识,其相应的希腊文epistemei的意思也是认识。即使我们认为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变化很大,因此意思也会有很大变化,但是在同为现代语言的德语中,它的相应词是Wissenschaft,其词根wissen的意思也是知道、认识。这就说明科学的本意是与认识相关的。哲学难道不是关于认识的思考和学科吗?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门科学是关于“是”(being)的一部分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是”本身(beingquabeing)的认识。借助他的说明,我认为,一门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所以,就认识而言,哲学与科学是一样的。但是在认识对象上,它们所考虑和研究的东西是不同的。至于研究方式,我一直认为,哲学是讲究论证的,这种论证与科学那样的经验证明不同,与数学那样的理论证明也不同,是一种与逻辑密切相关的论证。所谓与逻辑相关,指的是它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罗素把这一点推崇到极致,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划归为逻辑问题,并且明确地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2]24。

人们可以不赞同我这样的看法并提出批评,也可以提出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清楚的。基于这样的看法,有关哲学的可译性问题实际上相当于问,科学是可译的,哲学是不是可译的?也就是说,关于某一类事物的认识的科学是可译的,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的科学是不是可译的?我认为,如果主张哲学是科学,回答就是肯定的,也应该是肯定的。

二、Being的不可译

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字哲学5,一类是形而上学。加字哲学通常与经验相关,其研究会借助经验和与经验相关的东西。它们的翻译也是同样。比如在伦理学(道德哲学)中,西方人讨论virtue,我们把它译为“德行”或“美德”,虽然可以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大致不错,至少理解上不会有太大偏差,因为关于virtue的说明和相关讨论涉及一些行为标准和态度,后者则是可以经验借鉴的东西。而到了现代,伦理学讨论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生命伦理学,基本用语没有变,只是在讨论的具体过程中加入更多的、更加具体甚至专门的经验因素。在我看来,只要有经验的东西可以借鉴,翻译总是比较容易的。

形而上学则不同。它是有关先验性的东西的研究,因此在相关翻译中没有什么经验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可译性的问题在形而上学似乎表现得比较突出,至少相对来说比较突出。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就是有关being的翻译。它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相关讨论涉及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因而有关如何翻译的讨论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过这些年的争论,各种看法已经比较明朗,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种:一种是“一是到底论”,即应该将being译为“是”,并将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另一种是存在论,即应该将being译为“存在”;还有一种是语境论,即应该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不同译法,比如将它译为“存在”、“有”、“是”。最后一种看法的一个主要依据是,being一词有不同含义,不能统一地译为“是”。存在论也认为being是多义词,有系词含义,但是坚持认为应该将它译为“存在”。其实,一词多义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bank一词可以译为“银行”和“堤岸”两个截然不同的词。问题在于,being是不是也这样。特别是,它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就比较较真,显得针锋相对。

表面上看,这几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应该如何翻译being,争论的实质却是如何理解being。这些争论显示的是being可以有不同翻译,暗示的是缺少如下问题:being一词能不能翻译?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不管如何理解和翻译,与它总会有一个相应的中译文。我认为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涉及形而上学的实质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Being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假如它不可译,那么就很难说形而上学是科学,因为可以说它不可理解。换句话说,只有being是可译的,我们才有可能说明并论证形而上学是科学。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有人认为,由于being有多重含义,它的汉语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3]。这大概是有关being一词不能翻译的最明确的说明。在具体翻译中,有人曾使用“洒殷”来翻译德文Sein一词。音译的做法本身就说明,译者认为这个德文词不好翻译或者不能翻译。以上论述和做法是明确的,那些不明显的、隐含的相似论述就更多了。下面援引《存在与时间》中译者关于译名的一段话来讨论:

【引文*】[1]sein通常用作系词,和现代汉语的“是”相当。但在某些句型里另有译法,SokratesistinAthen,译作“苏格拉底在雅典”。西文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用法,主要是哲学的用法:Sokratesist,这时我们译作“苏格拉底存在”。这几种译法都随上下文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分歧,分歧在于名词化的dasSein,有人译作“存在”,有人译作“有”或“在”,等等。[2]按说,大写的Sein既然从小写的sein而来,通常应当译作“是”。所谓本体论那些深不可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从西语系词的种种意味生出来,若不把dasSein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3]然而,中文里没有手段把“是”这样的词变成一个抽象名词,硬用“是”来翻译dasSein,字面上先堵住了。DasOntologisch-seindesDaseinsist…能译作“此是之是论是是…”之类吗?这不是我有意刁钻挑出来的例子,熟悉《存在与时间》的读者都知道这样的句子在在皆是。本来,像sein这样的词,不可能有唯一的译法,只能说译作什么比较好些。即使译作“是”,义理也不能全保,因为“是”并非随处和sein对应,例如“意识是”就无法和Bewusstsein对应。[4]现在,单说技术性的困难,就会迫使我们退而求其次,选用“存在”来翻译名词性的Sein。即使退了这一大步,译文也不好读,但好歹能读6。

这段话很长,可以如序号所示简单提炼出四层意思[4]495~4967:

[1]sein通常用作系词,和“是”相当,但有例外用法。

[2]Sein应该译为“是”;它在本体论讨论中意义重大,若不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

[3]用“是”无法翻译sein。

[4]用“存在”翻译sein,虽不满意,但好歹能读。

表面上看,译者并没有说Sein不能译,只是认为它不能译为“是”。非常明显,[1]明确地说sein与“是”相当。这就说明,汉语中有一个与sein对应的词,而且对应的是它的通常用法。语言的使用有例外情况是很普遍的,那么有一个与sein通常用法对应的词而不用,这不是有悖常理吗?[3]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Sein译为“是”:后者不是抽象名词,人们也没有办法将它变为抽象名词8。且不论译者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它的潜台词是:Sein是不能译的。这里的一个细节也说明同样的问题。[3]还提到“硬用‘是’来翻译dasSein”。“硬用”一词的意思暗指不可为而为之,也有不可以译的意思。当然,这里大概不仅有对译语的看法,也有对主张译为“是”的观点的批评9。最后的结果是[4]:将Sein译为“存在”好歹能读。这相当于说,若译为“是”,则根本不能读。所以,这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不能译为“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明确地说,应该将Sein译为“是;”若不把Sein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这就说明,一定要把它译为“是”,才会原原本本翻译出那些与本体论相关的重大含义。但是实际结果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将它译为“是”,译者提供的是一个本体论走样的译本。这样做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但是按照译者的解释,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Sein应该译为“是”,但是却不能这样译。这难道不是相当于说:Sein是不可翻译的吗?

与众多学者探讨应该如何翻译being不同,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到底用中文哪个词来译其实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倒是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汉语中就找不出一个与西方的being相当的词。”[5]288无论这里强调的问题是什么,它已经定性了汉语中没有与being相当的词。对照引文*,译者认为有一个相当的词,但是不能用它来翻译,而这里讨论者认为没有相当的词,所以也就不必考虑相关的翻译。二者表达方式尽管不同,实际上却显示出一个相同的认识:being是不可译的。

以上讨论是具体的,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比较宏观的例子。黑格尔的《小逻辑》国内有好几个译本。第一个译本将Sein译为“有”[6]。第二个译本将Sein改译为“存在”,但是在许多地方保留了“有”,比如“纯存在或纯有”[7]189。第三个译本则将Sein译为“存在”[8]。前两个译本对Sein的翻译说得很少,第三个译本的“译后记”说:“近几年来,关于如何理解和翻译Sein的问题,我们的学者已经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但这里的情况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看来还得继续加以研讨。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并且也应该沿着贺先生开辟的途径前进,并在若干地方作出改进和修正。”[8]408这段话说得简单,意思却不简单。它提到近年来的讨论,说明译者知道有关如何翻译being的探讨和争论。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说明译者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以及它会引发的问题。还可以看出,对于将Sein译为“是”的观点,译者既没有批评和排斥,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借用“只能”和“应该”这两个模态词表明自己的态度。“应该”一词容易理解:学生跟着老师走,总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能”一词就不是那样清楚了,无疑可以有多解。对译者这段话不必过多引申解释,我们至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的实际做法是延续“存在”的译法。问题是:难道译者不知道引文*的看法吗?也就是说,难道译者不知道与汉语中Sein相当的词乃是“是”吗?难道译者不知道本体论中种种重大问题都是与Sein的系词含义相关的吗?在我看来,译者的做法和说明实际上相当于表明或暗示,不能或者至少在他本人这里尚不能将Sein译为“是”。

三、Being的可译性

我一直认为,being是可译的,而且应该将它译为“是”。应该承认,最初这只是一个直观的看法。感谢这些年的讨论,今天已经能够完全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认识了。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系词的理解。Being通常用作系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从引文*也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在西方哲学家有关being的讨论中,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都明确地使用“系词”这个术语,比如康德就明确地说,Sein不是一个谓词,而是一个系词。这就说明,他们是在系词的意义上考虑being的。沿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出,在古代虽然系词这一用语尚未出现和使用,但是人们的一些表述也是与系词的意义相关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经常说的将“是”和“不是”加在主词和谓词上[9]16a9-18,24b16-17。在他看来,“是”和“不是”要加上一些东西才会表达事实,才会有真假;它们“本身不表示任何东西,但是隐含着一种联系,离开了所联系的东西,我们无法形成关于它的看法”[9]16b19-26。这样的论述明显是关于系词的论述,从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和联系即是通常所说的“S是P”。

第二是举例说明。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哲学家们常常举例说明他们所讨论的那个being,从柏拉图到今天,都是如此。他们的例子通常或绝大多数具有系词形式。比如海德格尔的举例说明:“天是(ist)蓝色的”,“我是快活的”。这两个例子简单而自明,作用却不一般。例子中加重点标示的“是”一词体现并强调了它的使用,这两个例子的简单和随意性体现了其举一反三的作用,旨在说明,“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是’(Sein)”[10]4。很明显,例子中的“是”与被说明的“是”(Sein)对应起来,从而通过例子对Sein的用法作出说明,并进而对Sein本身作出说明,比如说明它是自明的概念。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举例说明比比皆是,而例子绝大多数都是“S是P”这样的句式,这就说明,举例所说明的being乃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10。

第三个方面是系词和非系词用法的区别。Being的系词用法是清楚的,所谓系词含义即指这种用法所表现出来的意思。除了系词用法外,being也有一些非系词用法,比如“Godis”这样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一种罕见的用法,但是由于中世纪神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哲学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为人们讨论being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即这里的is表示存在。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人们区别了系词用法和非系词用法,比如称系词用法为不完整用法、谓述性用法,而称非系词用法为完整用法11。就系词和非系词用法而言,显然系词用法是主要的,而非系词用法不是主要的。特别是,人们在系词用法上通常没有什么分歧,有分歧的地方往往是非系词用法,所以讨论和争议最多的都是与非系词用法相关的地方。西方哲学是如此,根据系词用法和非系词用法的区别,我们当然也应该将being译为“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字面上体现出它的系词含义,然后再依据对它的非系词用法来认识它的非系词含义,比如存在含义。

最后一个方面是与逻辑的联系。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与逻辑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既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的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他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乃是“是本身”,所以,在他的着作和思想中,逻辑与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既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悠久传统。应该说,这一点是自明的,无须证明。因此,逻辑中的being译为“是”,形而上学中的being也应该译为“是”,这样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它们的联系字面上就显示出来12。

以上四个方面是清楚的,它们说明,being一词是可译的,应译为“是”,而且这样的翻译也是可行的。引文*明确论及前三个方面,包括系词和非系词方式以及举例,隐含地涉及后一个方面,结论却相反。这就说明问题绝不是那样简单。我认为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是最主要有三个:一是对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缺乏充分的认识;二是知道being是多义的,但是对它的多义性认识得不够;三是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缺乏清楚的认识。这三个原因与being的理解和翻译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四、Being的多义性

Being的翻译首先是将一个词翻译为另一个词,比如将希腊文einai翻译为英文的being或德文的Sein。非常明显,西方语言经过翻译字面上依然保留了系词含义,即其基本的、最主要的含义。汉语翻译也应该一样。因此,将being译为“是”乃是自然的,一如引文*所说,它们是相当的词,这样也就保留了它的通常含义。所谓保留它的通常含义,意思是说,“是”首先是一个词,即“S是P”中的系词“是”,这是它的主要用法,因而它的含义主要来自它的这种用法。但是,这并不排除它也有一些特殊用法,比如非系词用法。既然是非系词用法,当然也就不会是系词含义,比如存在含义。这样,所谓存在含义,乃是与“是”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与它的一种非系词用法联系在一起,比如“上帝是”。国人会觉得“上帝是”不是中国话,不好懂,而“上帝存在”则是自然的表达,也不会有理解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不是在简单地讨论上帝如何,而是涉及关于西方相关讨论的理解和翻译。外文本身就是两句话,至少字面上是不同的,比如Godis,Godexists。正因为这种不同,人们可以说,后一句解释了前一句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说“Godis”(“上帝是”)的时候,这里的“is”(“是”)不是通常的系词,而是一种非系词用法,表示exist(存在)。特别应该看到,正由于有“Godis”这样的特殊表达,其中being的用法与通常的系词用法不同,结果所有与系词相关的理论都不起作用,所以人们围绕它进行讨论,最终得出有关existence这种含义的解释。在外文中,existence不是being本身,但可以是being的含义,因此,将being解释为有existence这种含义与将being直接替换为existence乃是有根本区别的。在汉语中也是同样。“存在”与“是”乃是两个不同的词,前者并非指“是”这个词本身,但是可以指它的含义。一如人们所说being有存在含义,意思是说“being”这个词有存在含义。问题在于,“being”这个词在汉语中是什么?即与它对应的词是什么?难道不是“是”这个词吗?所以人们可以说“是”这个词有系词含义,也有存在含义,这是显然的。系词含义乃是“是”这个词通常用法的含义,而存在含义不过是它的特殊用法的含义,即非系词用法的含义。但是人们不能说“存在”这个词有系词含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这种含义。

Being这个词是多义的,多义性也一直是许多人反对一“是”到底论的理由和依据。但是我认为,人们对being的多义性尚缺乏充分的认识。国内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以为系词含义主要是逻辑的和语言学的含义,而存在含义才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含义。所以人们总是觉得要把being译为“存在”,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being一词的哲学特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远没有那么复杂。认识到being一词是多义的,比如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那么只要考虑如下一点就够了:哲学史上那么多形而上学的讨论究竟是与它的系词含义相关还是与它的存在含义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引文*中[2]的论述是非常清楚而正确的:本体论的重大问题都是与being的系词含义相关的。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实践却表明,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有甚者,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按照这样的认识去思考应该怎样做。所以我只能将这样的情况归结为,人们对being的多义性尚缺乏充分的认识。

哲学家们关于being一词多义性的论述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反复强调的:人们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说一事物“是”。字面上这里的“说一事物是”似乎看不出系词含义,但是结合随后给出的说明,比如是什么、质、量等范畴,比如是人、是白的、是三肘长等例子,却明确无误地说明它是系词含义。正是通过这样的范畴和例子的分析和解释,亚里士多德指出了“S是P”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其表达却是多样的。我们只有认识一事物是什么,才能真正充分地认识该事物。应该看到,这样的关于多义性的分析仅仅涉及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样的基于系词的分析或与系词相关的分析乃是与认识相关的,是与本体论的重大问题相关的。

国内学界在谈到being的多义性时还常常谈到,逻辑学家证明了being有多种含义,包括存在含义。确实可以这样说,但是应该看到,逻辑学家的证明是在系词基础上做的。其基本看法是:“S是P”中的“是”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一,主谓之间是包含关系,比如“哲学家是聪明人”;其二,主谓之间是属于关系,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其三,主谓之间是等价关系,比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就包含关系而言,加上量词还会有不同含义:加上全称量词表示普遍性,而加上特称量词可以表示存在,比如“一些哲学家是聪明人”,意思是说“至少有一个哲学家是聪明人”,相当于表示存在。由此可见,逻辑学家关于“是”这个词的多义性、包括关于它的存在含义的看法,都是基于或至少主要基于系词的分析做的。当然,逻辑学家有时候也会谈及“S是”这样的句式,比如罗素13。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谈论是在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而且都是与系词含义并列谈论的。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认为being一词是多义的,因而强调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含义,人们也可以认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通常是这样看的,以此认为存在论或语境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人们更需要认识到,系词本身就是多义的,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系词的多义性密切相关的。人们还要认识到,being一词除了系词的通常用法外还有例外用法,即非系词用法,因而它除了系词含义外还有非系词含义,比如存在含义。但是,由于存在含义来自being的非系词方式,通过与系词用法相区别而识别,所以它也是(至少间接地)与系词方式相关的。也就是说,being的系词含义是与它的系词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存在含义也是与系词用法相联系的:有些是系词方式表达的,有些是非系词方式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being一词的多义性是与它的系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哲学家和逻辑学们在论述这一点的时候,包括他们在谈及其存在含义的时候,往往也会涉及系词方式。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系词用法是being的主要方式,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不可能脱离它的主要方式来探讨它并建立起关于它的理论。至少大多数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是这样看的。

五、哲学的科学性

传统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科学,它只考虑形式,不考虑内容。这种观点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着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以后的哲学家影响重大而久远。尤其是在我国,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哲学研究中或公开或潜在地成为贬低或排斥逻辑的主要依据14。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影响也很大,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认为,将being理解为系词,翻译为“是”,乃是一种逻辑的理解,消解了与其相关的丰富的哲学内涵15。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有很大问题的。

现代逻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形式化:它使用的是符号语言,一个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思一一对应,没有歧义。亚里士多德逻辑与现代逻辑有一个重大区别:它使用了符号,但是同时也保留了自然语言。这样,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形式的,但它不是形式化的。所以,人们批评说,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语言仍然是有歧义的,它的逻辑句法仍然局限于希腊语的语法形式,因而许多逻辑作用和能力,特别是与关系相关的表达,并没有真正展示出来。对照现代逻辑可以看得很清楚,亚里士多德逻辑所保留的自然语言乃是“是”、“不”、“所有”、“有的”(“一些”)。它们是通常所说的逻辑常项。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最重要的那部分语言恰恰不是形式语言而是自然语言。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是借助符号的表达使自然语言中一些具有逻辑作用的词凸显出来,使这些词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可以表示和体现逻辑作用的句式和结构揭示出来。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逻辑并没有改变“是”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方式,因而没有改变它在日常语言中的意义,他只不过使“是”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清楚,使对它的认识可以理论化,从而使这种方式以及对这种方式的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思考那些与认识相关的问题。

传统逻辑是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而形成的,它的基本句式乃是“S是P”。也就是说,它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表达方式,其中那个“是”仍然是自然语言用语,是日常语言中的系词。无论是过去的拉丁语,还是今天的英语和德语,都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形而上学讨论中才会使用和借助逻辑,人们才会谈论系词和主系表结构,并且围绕系词来谈论相关问题。比如人们谈论主项、被谈论的事物、对象、个体等等;人们谈论谓项、谓述、对事物的表达、范畴、概念、本质、偶性、性质等等;人们谈论肯定、否定、判断、命题、陈述、是、不是、认识、思想、知识、真假等等;人们还谈论量词、普遍、特殊、个别、一般、整体、部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哲学讨论中的基本用语,它们显然不是、至少大部分不是逻辑所讨论的东西,即使其中一些是与逻辑相关甚至就是逻辑使用的概念,讨论的方式也不同。那么,在这些用语及其使用中,该如何划出一条逻辑与非逻辑的界线来呢?在有关它们的讨论中,又该如何划出一条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界线来呢?相关讨论难道不是围绕着“S是P”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进行的吗?无论用语如何,其背后难道不是以有关“S是P”这样一种句式的看法做支撑和依据吗?所以我认为,绝不能认为将being译为“是”就是逻辑的理解,更不能认为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就会消解它的丰富的哲学含义。其实,国内同仁本来是有正确认识的,比如引文*的说明:本体论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从系词产生的。问题是,应该进一步认识为什么本体论的问题会与系词相关,应该进一步基于系词的用法和含义来理解和研究形而上学。所以我认为引文*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将它作为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当作常识,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因此我们要将being译为“是”,而不能译为“存在”。

不少人认为,逻辑只考虑形式,不考虑内容。且不论这个说法是谁最先提出的,至少可以从康德那里找到依据并获得“形式逻辑”这个名称。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遗憾的是,它是有问题的16。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假如“S是P”可以被称之为形式的话,那么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与主项、谓项、系词、量词等等相关的用语,是不是也是形式?以“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为例。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若说这里一定会有形式和内容的区分,那么我想问,在整个哲学史上,哪一位哲学家讨论过它的内容或者以它为例来讨论过内容呢?比如人们说,“动物”是属,“理性”是种差,“理性动物”表示“人”的本质;或者人们说,“人”表示个别或特殊,“动物”表示一般或普遍。在这样的讨论中,什么是形式,什么又是内容呢?难道人们的讨论会是其中动物、理性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属、种差、特殊、普遍这样的东西吗?难道不用“人是理性动物”就不能讨论相同的问题了吗?不少人将逻辑讨论的方式称之为形式的方式,将哲学讨论的方式称之为抽象的方式或概念的方式。我要问的是,形式的方式与抽象或概念的方式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传统哲学是有缺陷的,它没有能够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假如能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对于形式与非形式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的。

“人是理性动物”是一个句子,表达了一个认识。它的基本句式是“S是P”。在后者看不到“人”、“动物”和“理性”,只看到“是”这个词。固然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形式,但是难道不能说后者是前者的抽象吗?在相关讨论中,人们可以谈论主体或对象、谓述或本质、肯定或断定等等。我还想问,就这个例子的讨论而言,什么是概念的方式呢?难道会不指后者而指例中的“人”和“动物”吗?除此之外,例子中和句式中的那个“是”都是共同的,而它一定是要讨论的。那么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讨论它的呢?假如说“S是P”是形式的,因而其中这个“是”也是形式的。那么有关“是”的讨论难到会不是形式的吗?在相关讨论中,包括例子中没有出现而在讨论中出现的所有那些用语,难道会不是形式的吗?反对将being译为“是”的人认为“是”是系词,缺乏本体论乃至形而上学所包含的丰富的含义。我想问,形而上学的丰富含义难道不是通过讨论“S是P”或基于“S是P”这种句式所进行的讨论而获得的吗?而这样的讨论,包括使用上面那些概念,难道不是与“是”这个词结合在一起的吗?难道会与“是”这个系词有什么冲突吗?

我认为,将being译为“是”乃是正确的,其道理也是清楚的。除了语言方面的考虑外,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即它体现了哲学的科学性。“是什么”乃是人们表达关于世界认识的基本方式,既是询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围绕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就认识到层次的区别。“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什么是勇敢?”这是不同的询问和思考,相应的回答也反映出不同的思考和认识。对“是什么”本身发问,问询它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思考,也会得到不同的认识和回答。很清楚,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认识方式,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前者可以形成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后者可以形成形而上学。而当对“是什么”进行思考的时候,自然会把它当做谈论的对象,因而谈论“是”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本身。所以我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

形而上学是科学,科学是可译的,因而being是可译的。将它译为“是”就很好,一如引文*所说,这样可以体现出与本体论相关的重大问题。许多人觉得汉语中“是”这个词在翻译中有困难。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理解的问题,既有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也有是不是能够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把西方哲学撇开,直截了当地问:“是什么”是不是一种认识方式?它是不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它能不能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如果是,那么它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如果能,那么我们该如何谈论它?我认为能,当然将“是”作为对象来谈论。有了这一认识再来看西方哲学,一“是”到底论难道还会是那样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观点吗?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的态度,正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中国哲学或思想文化中有没有关于“是什么”这样的认识的思考和语言表达?究竟是由于没有这样的思考而导致缺乏这样的语言表达,还是由于没有这样的语言表达而缺乏这样的思考认识?即使过去没有或缺乏这样的思考方式,因而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的认识和理解难道就不能发展一下吗?我们的表达能力难道就不会进步一下吗?我坚定认为,汉语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认识方面。就今天有关being的研究而言,正像我一直强调的,这主要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翻译的基础是理解,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解,那么解决翻译中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并不是难事,完全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最后我想说,哲学中确实有一些词是不能翻译的。比如“道”、“象”(比如“天下”、“江湖”)。我认为,它们不能翻译,主要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理解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好理解,无法理解。说它们是文化中的概念没有问题,因为那样会有更大的解释空间。但是说它们是哲学概念,而又认为哲学是科学的话,则一定是会有问题的。哲学并非仅仅是表达的问题,一如并非“学做人”没有哲学性,而改为“学以成人”就会有哲学性。过去我一直不赞成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今天我倾向于说:中国哲学是加字哲学,是某一类哲学17,它与形而上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其实,一些概念无法翻译并不是中国哲学独有的现象,西方哲学也有,比如“Ereignis”这个词。它是海德格尔提出和使用的概念,尽管很多人热衷于它的讨论,但结果莫衷一是。在我看来,这说明它是不可译的,而仅从它不可译这一点来看,它就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至少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我相信,关于being,哲学家们是会一直讨论的,但是关于Ereignis以及类似的概念一定不会是这样。

参考文献

[1]杨学功.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M]//宋继杰.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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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邓晓芒.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M]//宋继杰.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6]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黑格尔.逻辑学[M].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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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eidegger.SeinUndZeit[M].Tübingen:MaxNiemeyerVerlagTuebingen,1986.

注释

1在我的相关讨论中,它通指西方语言中这个英文词本身,或与它相应的其他语言,如希腊文einai、拉丁文esse以及德文Sein等等。

2有人认为诗词是不可译的。不知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关于文学可译性的看法。诗词涉及特定的表达方式,具有特殊性,我暂且搁置关于它的考虑。或者,我们把关于文学的考虑主要限于小说。

3“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Whether’tisnoblerinthemindtosuffer/Theslingsandarrowsofoutrageousfortune,/Ortotakearmsagainstaseaoftroubles,/Andbyopposingendthem?……”“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朱生豪译文)

4文学翻译也有严格翻译(或称“硬译”)和灵活翻译之争,不过这不是本文考虑的问题。

5所谓“加字哲学”是指在“哲学”前面加字,这样就有了不同的哲学,比如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按照加字的不同,各加字哲学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自己专门的内容,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它们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参见王路《论加字哲学》,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6序号为引者所加,以方便讨论。

7我曾详细讨论过这段引文,包括其中的各种认识、问题以及译者认为无法翻译的例句,这里不再重复。参见王路:《解读〈存在与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14页。

8类似的说法还有一些,比如,“是”一词“现在主要作为系词使用,将之名词化有违日常的汉语语言习惯,这会带来翻译上的诸多不便和理解上的困难”(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新译本),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译者后记”,第243页);“单字难以成词,现代汉语已经形成了以双音节词的语言习惯”,所以要采用“存在”这个译语(基尔克、拉文、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页脚注)。它们说明,“是”不能做名词使用,甚至不能是一个词,当然也就不能用来翻译名词性使用的being。我认为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9类似说法很多,比如“强行翻译”(参见邓晓芒:《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意思也是一样的。

10我已经多次详细讨论相关引文以及其中的例子。参见王路:《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78、199-200页;《解读〈存在与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67-69页;《一“是”到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章。

11Being的另一种非系词用法是thereis。它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固定表达式,二者不能分开,有专门的含义,比如thereisariver,意思是“有一条河”。它形式上似乎是主系表,其中的is却不是系词。这种用法通常不在哲学家们关于系词用法和非系词用法的讨论之内。这一用法也很重要。由于它与量词相当,因而奎因多次讨论它,并将本体论问题归结为thereis和everything这两个表达式,从而使相关讨论在字面上与量词联系起来,自然而然地与逻辑联系起来(参见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9-90页)。

12最初我曾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版),后来我发现,不少人认为,王路是搞逻辑的,关于being的系词的理解是一种逻辑的理解,这种逻辑消解了其中形而上学的理解,或者至少有这种倾向。所以我在后来的讨论中几乎不谈、至少不专门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谈论有关being的理解。我在看来,即使不谈这一点,仅从前面三点也可以说明应该把being译为“是”。但是就有关being的理解和讨论而言,逻辑与哲学的联系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13罗素谈到being一词的多义性时指出就提到“A是”、“A是人”、“A是一个-人”等不同形式,多数还是系词。参见Russell,Bertrand.PrinciplesofMathematics.RoutledgePublisher,Firstpublishedin1903,2010,pp.65-66。

14比如称逻辑为形式逻辑,由此可以谈论其他逻辑,比如先验逻辑、辩证逻辑;比如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的,而辩证逻辑的高级的,先验逻辑为形式逻辑奠基等等。我曾讨论过这些观点,参见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2016年版,第六章;《逻辑与哲学》,第三、四章。

15比如,一“是”到底论的“整个主张都基于一种可以称作逻辑主义的思路,即单纯从谓词逻辑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倪梁康:《回应王路》,载倪梁康主编:《胡塞尔与意识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是”的翻译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易于把形而上学的思辩理解为纯逻辑的分析”;“是”的解释“有过于浓重的逻辑学倾向,而我们显然不能把哲学仅仅归结为逻辑学或语言学”(周迈:《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是)“on”》,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第809-810页);“单是从逻辑的立场把on译为‘是’而不考虑逻辑的自身超越,并不能使中国人的理解提升到Ontologie,倒有可能使中国人对逻辑的理解更加工具化、平面化,而失去对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的深层意义的领悟”(邓晓芒:《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载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第288页)。类似论述很多,不必多举。

16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近年来我在研究中构造了一种句式图式,它告诉我们与语言相关不是两层,而是三层:语言、涵义、意谓。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是不对的,至少是太过简单了。参见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最近孙周兴教授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参见孙周兴:《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